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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烈士似旭略传

时间:2015-08-09 09:30:12 来源:潮州日报 作者:赖以仁、黄楚、黄继澍

辑者前言:1946年10月25日至1949年4月8日,饶宗颐先生主持的潮州修志馆与《岭东民国日报》、《大光报》合作印行《方志》专刊共102期。刊登了饶宗颐和邹鲁、温丹铭、翁辉东、林德侯、吴双玉等修志前辈编写的丰富潮州地情资料。现刊登《方志》的报纸均已亡佚,惟广东中山图书馆有《方志》剪报集一卷,集了其中80多期。经中图有关方面授意,我们对原刊文规范标点,作校注辑录点校重刊,以飨读者。因剪报残缺,复印件更字迹模糊,辑录或有错误,敬请方家指教。

《方志》专刊“人物传记”几十篇,多为名贤如丁日昌、吴道镕、邹鲁、温丹铭、翁辉东、郑国藩、杨寿枬、黄仲琴、饶宗颐、许伟余等编录,是了解潮州历史文化、认识潮州先贤事迹的优秀平台。其中有志稿先登,如《潮州志·人物志》主纂温丹铭的“唐赵德传”(7期)、“宋林从周”(8期)、“许国佐”(10期)、“陈元光”(14期)、“吴砀”(15期)及协纂杨寿枬的“巫赞殷传“(29期)、王仁荣的”陈少将宏萼事略“(37期)等;有称“潮州人物志稿“或“潮州志料”但未辑入《潮州志》的,如郑国藩的“康长庆传”(19期)、邹鲁的“萧挥五墀珊琼珊传”(28期)、温丹铭的“陆大策传”;有录入《潮州志》时作较大修订的,如林德侯的“罗大纲传”(45期);有为《潮州志》作参修或互动的,如吴道镕“何詹事如璋家传”(26期)、翁辉东“先师翁兰行状”(28期)、林纾“吴将军星亭传”等;有很具史料价值,但无录入《潮州志》的,如饶固庵(宗颐)“吴子寿传”(35期)、黄仲琴“李伯瑶传”(57期),赖以仁的“张烈士似旭略传”(82期)也是其中值得存史的一篇。

张似旭(1900~1940),潮州人,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一(1990年2月1日)出生于海阳县水南都白水湖村(现为潮州市湘桥区官塘镇奕湖村)。似旭曾就读于美国,获哈佛福德大学历史学学士和哥伦亚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。回国后当过《华北星报》记者、《大陆报》编辑、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社长、大夏大学保险学教授。也曾任职于国民政府,官至外交部新闻司司长。因对当局的不满,辞职创办报纸,鞭挞时局,反对内战,揭露日本军阀野心,参加“保卫中国同盟”上海分会,募捐支援新四军。1940年7月19日下午4时多,张似旭在上海静安寺路起士林咖啡馆被“76号”特务从背后抢杀,为抗日呐喊而牺牲。张似旭无凭借党派名义以作为,却一生坚持爱国,坚持正义、鞭挞黑暗,有鲁迅之风范。由于资料缺失,或因籍贯不明确,《汕头市志》、《潮州市志》均漏载,近黄羡章专著《民国潮汕人物评传》(广东人出版社,2008年8月)也无录,各地报刊未为宣传,《方志》专刊的《张烈士似旭略传》能补此缺,故辑录点校发表,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,也慰烈士在天之英灵。

张似旭是文化巨人,是抗日英雄,是潮州人的骄傲。

张烈士似旭者,广东潮州人。旭某,基督教徒,父固纯,为名牧师。民国纪元前11年(公元1900年,清光绪二十六年)2月1日,夏历正月初一日生于饶平之隆都白水湖乡,时固纯方任白水湖基督教堂牧师。及固纯执教华英学校,移家汕头,烈士随焉,已而就学华英。毕业后,东渡美国工读于哈佛,旋转入哥伦比亚大学,专攻历史及新闻学。民国12(1923)年,学成返国,任天津英文《华北星报》记者;13年(1924)执教苏州东吴大学,14年(1925)任淞沪督办江苏交涉署秘书;16年(1927)革命军北伐,乃与故外交部长伍朝枢组织国民新闻社,先后兼任中国论坛大陆等报编辑;18年(1929)内战陡起,烈士抱新闻自由之旨,发表安定国是,消除内战诸言论,得罪入狱,数月始恢复自由。既出狱,仍本素志,每遇政府施政方针失协舆情,烈士即发表舆论以矫正当局之措施。有告以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,烈士答以余本先圣“威武不能屈,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”之义,虽赴汤踏火,在所不惜,决争取言论之自由,实我之职责也。

烈士常言吾人处世不在一己事业之成功,与个人之拥有,而在发扬天赋人类之正气,即所谓“平等自由”者也。苟能大公无私,肩大任,赴大难,则天下事无往而不可为。虽事或有阻于一时,定不能绝于永世。味其言,可以概想其行为与思想矣。

21年(1932)1月28日沪战既起,烈士毅然出任外交部情报司长,旋主持淞沪协定。事已辞,专任职英文《大美晚报》当常务董事,运其智力,作国际联络之宣传。昔于谈判淞沪协定时,深悉日本军阀之野心,刻刻以实行田中征服世界人类之主张,必先征服中国之迷梦,为唤起国人注意国家未来大难计,乃辟创《大美晚报》华文版,增刊《大美晨报》及华文版《大美午刊》。

七七事发,日寇内侵,当轴宣传抗战。继而京沪沦陷,武汉放弃,国府西迁,烈士仍留上海,暗与党国志士相联络,掩护在沪地下工作人员,与敌伪搏斗。敌伪视如劲敌,每以惨无人道之行为相威胁,时斩活人头置于烈士家门,断生人掌邮递《大美晚报》,密布炸弹于报馆门前,惨杀记者、业务、司帐、广告、发行各主任,先后凡七八人。种种残暴毒辣,无所不用其极,意在敛烈士救国活动。然烈士不屈不馁,始终如恒,坚抱临难不畏缩之旨,再接再励,一死一继,以保存上海中央仅有之喉舌机关,为国家争存亡,为民族争正气,其精神影响于国人及国际之视听,有绝大之成效也。

廿八九年间,林主席与蒋委员长召至重庆,面授机宜者至再至三。当在沪时,日与各大学校长、主任、教授、学生及在野名流、硕儒爱国之士,共组国际情报处,密谋有以破坏敌伪之策。沪江大学刘湛思校长及郑振铎辈,咸参与其间。而情报会中人,先后被惨杀者达十余人。

29年(1940)7月2日,伪国府鉴烈士屡作不和之宣传,遂有购缉之令。戚友劝咸烈士离开上海,以避其锋。烈士不以为然,且谓今日正余为国家民族人类社会努力奋斗之时,鞠躬尽瘁,宁死无悔,何逃为!果于同月19日下午4时,被暗杀殒命于静安寺路起士林咖啡馆。噩耗传出,沪市鼎沸,全国哀悼;中外报界,吊唁不绝。实开我国报人空前之光荣。殡之日,万人空巷,极一时之荣哀,其感人可谓深矣。

烈士秉性,刚直不阿,言论光明正大,崇尚自由,虔诚爱国,遇有损家国民族主权之完整,固不辞苦难而力争。至爱护青年学生,则其素志,虽日夜努力报务,而教鞭终未停放。国立税务学院,烈士亦曾一执教鞭。然对于新闻人材之培养,更加注重。居常叹国家兴办教育,全不注意,及此一旦有事,此等人材之需要,乃感缺乏,抗战时期尤加急切,为平日各大学校漠视所致。

综观烈士生平言论与行为,大可为我国现代青年取法。然其孤心奋斗,十馀年如一日,始终未凭借任何党派之势力以作为,而能博得人群之同情与信仰,于今追忆,神乎其志,壮哉其言,痛兮其遇。吾于烈士之死,不能无深怛而为国家惜也。

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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